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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2019年新年伊始，中国著名病毒学家顾方舟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。顾老研制的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，造价低廉，使用起来更便捷，专为中国国情而打造。顾老的努力使得中国在2000年终于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发病的国家。所有服用过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的中国人，包括作者在内，都应当永久铭记顾老对人民卫生事业的巨大贡献。

  顾老的传奇人生，其实正是中国预防医学事业发展的缩影。预防医学，指的是通过疫苗接种，健康监控，行为干预等手段，降低人们生病的概率。得益于预防性疫苗的迅速发展和接种的普及，许多曾经构成严重威胁的传染病，发病率一下子就下降。在我国，天花已被彻底消灭，麻疹病例算是罕见，一度肆虐的甲型肝炎和乙型脑炎也已相当少见。

  从卫生领域的决策者到普通公众，往往更多地关注新颖的治疗方法，而大大低估了预防医学的重要性。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——预防医学的费效比极高，再好的治疗方法都不能取代预防医学的巨大作用。

  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。当前世界顶级大型药企，要么是美国公司（如辉瑞，默沙东，礼来，BMS等），要么在美国境内开展重要研发工作（如GSK，诺华制药，武田制药等）。顶级大型药企研发出来的重磅新药，一般也会首选美国上市。美国人能够用上的药物，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好的。

  2017年美国医疗总费用为3.5万亿美元【1】，平摊到3.257亿人口中，人均医疗费用为10746美元，换来的是2018年78.5岁的人均预期寿命【2】。相比之下，古巴2017年财政决算中的医疗卫生支出为107亿美元【3】（古巴实行全民免费医疗，医疗总费用约等于政府的医疗费用支出），平摊到1148万人口中，人均医疗费用仅为932美元。而2018年古巴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9岁【4】，反而超过美国一点点。

  造成医疗费效比巨大差距的最终的原因是，美国与古巴在医疗资源的投入方向上有根本性的差别。美国的医疗体系将主要资源投入治疗领域——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有什么好药可劲的用。救护车一个车次至少1000美元；普通住院一天1000美元起，特护病房价钱再翻几倍；抗体药物一针5000～10000美元，细胞治疗一人50万美元，医疗费用也就蹭蹭蹭上去了。

  而古巴的医疗体系将资源投入向预防医学倾斜，很早就普及了社区医生制度，而且医生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高，平均每万人中有67.2位医生，而美国平均每万人中只有24.5位医生【5】。古巴政府为人民群众提供到位的健康监控和很方便快捷的医疗服务，力争让人民群众少生病、降低医疗成本。古巴的医疗体系不是为土豪服务的，而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。

  预防医学可以通过降低疾病发生的概率，有效地控制医疗总支出。这一特点意味着，自由市场理论并不适用于医疗卫生领域。市场配置资源的本质，就是让本位主义发挥作用——个人或经营主体都是组成市场的“本位”个体，每个个体的决策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。自由市场理论鼓吹，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能自动带来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，而这种理论是很容易证伪的：假如医生和医院仅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，那就几乎不会产生开展预防医学工作的动机——治疗产生的费用远超过预防医学手段，足以产生更大的利润空间。如果保证你永不生病，那还有什么赚头呢？等你病入膏肓再加以治疗，岂不是赚得更多？

  在逐利的错误价值导向下，医保的资金池就算做得再大，也终将入不敷出。因此，医疗卫生体制一定要有国家规划的顶层设计，根本目标是让人民群众少生病少花钱。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全局利益来看，由于预防医学具备不可比拟的费效比，全力发展预防医学是让医保制度得以维系的合理选项。

  尽管我国的预防医学取得了显著成绩，但现状并非尽善尽美。当前承担预防医学主要职能的疾控中心和卫生防疫站，属于卫生系统内部的“冷衙门”、“养老院”，不仅经费有限，还因为职称和待遇方面的限制面临人才匮乏。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也就是给儿童和易感人群接种疫苗，以及承担一些重大疫情防控的措施——这些手段虽有用，却远远不足。健康监控、行为干预等重要的预防医学工作几乎处于空白。很多人对自身健康情况的了解少得可怜，仅限于单位组织的一年一度的体检，有时一查出问题是大问题。而没有单位罩着的人平时几乎不接受体检。